去广东,是我们村年轻人的宿命

话说湖南:去广东 一位30岁小镇青年的返乡观察
原创:看客

一位30岁小镇青年的返乡观察

生于1989年的我,一头撞进了30岁。

作为一名考上了大学的“小镇青年”,我似乎摆脱了流水线的命运,拥有了理想的职业 —— 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每天奔赴于不同的新闻现场。

却始终换不来一份安稳的生活 —— 在付不起首付的城市里,租房、工作、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

而我同乡那些念不上高中的年轻人,则毫无悬念地涌向了珠三角的工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文化,没技术,不打工,能干什么。”

两种平行线般的生活,在春节产生短暂的相逢。就这样,我有机会不断回望这片土地,以及生长于此的人们。

从谢家湾到东莞

我的故乡,是一个距离市区10公里的湖南农村,名叫谢家湾。

记忆中谢家湾并不富裕,几个月才吃上一次猪肉,但在我的童年滤镜中,这里无疑是可爱的:同辈的小伙伴特别多,大家一起上学、玩耍,日子简单而快乐。

如今,谢家湾周边的田地已经荒废,几排小葱,是老人种给自己吃的。

老家的房子都挨着,一排过去有四五户人家,最靠山的一户人家建了果园。

每年初夏,橘子未熟,我和小伙伴就开始偷摘酸涩的橘子。几次猖狂至极,果实还没来得及上市,就被我们偷光了。

小小的谢家湾,便是我儿时的玩乐天堂。

杂草丛生的农田,两只散养的鸡在草丛里觅食。

在长大一些,村里但凡有点想法跟能力的,都进了城。

我家也不例外。读完小学,我便随父母搬到城区念书。

青壮年离开后,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图为奶奶离世,村里的长者一起开会,商量葬礼该怎么办。

城里的小孩喜欢扔沙包、玩赛车,我适应不了,只盼着周末跑回村子里。

这样的抵触心理一直延续至今,我始终无法喜欢上这里,反而常常看到小城市的不好。

许多外地人过来,会认为本地的人普遍大方、有钱。大方是真,有钱倒未必。据我所知,本地人习惯在兜里揣两包烟,一包蓝色芙蓉王,一包白沙。碰到熟人发蓝芙,回家自己抽白沙。

事实上,本地人的工资不过两三千。再加上近年资源枯竭、政策管制等原因,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唯一坚挺的是房地产,新出的高档商品房已超过六千一平。

楼盘广告写着“几年后值10000元/平”。

这样的环境下,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不多,大部分初中没毕业就上广了。

在老家,人们把打工称为“上广”,即去邻省的广东。

我的发小小池便是其中之一。在谢家湾,他家跟我家是对门。小学毕业后,我随父母进城,然后考大学。他则一直留在农村,读了一年卫校后选择放弃。

看似分道扬镳的人生,实际上却殊途同归 —— 毕业后,我进了东莞的报社,小池则进了东莞的工厂。

老家人口超过百万,常年有40万人在外地打工,是劳动力输出大户。

再后来,我才明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正从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向工业化急速奔跑。

而我所目睹的这些迁徙,不过是数以亿计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的农村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缩影。

东莞是个大工厂

东莞堵车,世界缺货。

在东莞当记者的两年,我几乎跑遍了下辖的32个镇街。与老家匮乏的制造业相比,这里的每个镇街都有各自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

不论衣食住行,人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一切商品,几乎都能“Made in 东莞”。

提起东莞,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在ISO9001国际标准洗浴服务上,而忽视了这里千千万万创造产值的流水线工人。

两年后,我离开了东莞,前往北京,小池则留在虎门镇街的一个服装产业园。

去年11月,在一个温暖、湿热的下午,我约了小池在厂里碰面。他迎面走来,比印象中瘦一些。

“来来,喝什么,直接拿。老板,拿两瓶红牛。”

我连忙婉拒,但小池坚持请我喝红牛。

他的厂房就在小卖部斜对面,老板是湖南老乡,跟我们同龄。连门口的保安都夸,“这个年轻老板很厉害,在虎门有几个厂,很快就要上市了。”

厂房共三层,里头70余人,高峰的时候,一天能做上万件衣服。

而小池的工作是给布料缩水:坐在一个两米宽的机器前,将布料放进鼓风机熨烫一遍,再摆平放在地。这样的动作,要从早上八点半一直重复到晚上九点。

这样一卷布料约二十斤重。

小池对自己的工作还算满意,就是个“摆子事”,不用动脑筋。老板管的松,干累了,抽个烟、玩会儿手机都是可以的。

厕所也可以随便去,不像那些大厂,撒泡尿都要打报告。

小池曾经在谢家湾呆过一段日子,关键是待不住。“种田都吃不饱,只能饿死。”现在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挣4000多块,比在家干活轻松多了。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小池对我的北漂生活也很好奇,连连问道:

“在北京一个月有一万多块钱吧?”

“吃个快餐多少钱?”

“工作包吃住吗?”

我如实回答,北京挣的多花的也多,一份快餐30块,租个单间两三千,存不下钱。

小池的妻子小霞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收银员。吃过晚饭,她在厂子附近散步,待会儿还得回去加班到九点。

聊到最后,话题还是绕到我的婚姻大事上。

同龄的小池早早地完成了结婚生子,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五岁,交给老人照看,夫妻俩只管在外头挣钱。

他劝我早点成家,不要漂的太远。像北漂时常焦虑的买房、教育、养老等问题,他都不太去想,走一步是一步。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二十年

比起不爱操心的小池,同样在虎门打工的表姐夫阿东,则焦虑得多。阿东比我们大七岁,在珠三角已经漂泊了二十余年。

阿东82年出生,今年37岁。

表姐夫是1998年上广的,钟表厂跟电子厂都呆过,相关领域的技能几乎吃通了。

虎门这家工厂的老板把他挖过来当车间主管,工资涨到了快一万。

这样的收入,是大部分老乡不敢想的。不过表姐夫负责的制管车间,要承担整个工厂最苦最重的活 —— 制管、锻造等步骤都在他的车间完成。

主管又是车间里最操心的人,像夹心饼干般两头受压,既要对老板负责,提高生产效率,又要替员工操心,安抚他们的情绪。

有时员工想多请个假,表姐夫都会暗地里通融,“活还得靠员工干,不替他们着想不行。”

一位抽烟的工人,手臂上刻着“忍”字。

表姐夫不希望打一辈子工,他有个开餐厅的梦想,曾经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2017年,深圳宝安一家饭店因经营不善转手。表姐夫计划搭上全部积蓄,再借钱凑个近百万盘下来,无奈家人不同意,觉得位置不好,没有生意。

下午放工后,工友在厂区门口的小饭馆休息。

就在表姐夫放弃不久,那条街道进行了拆迁,四周盖起了高耸的写字楼,白领络绎不绝。

表姐夫坐在虎门的小餐馆里,一边跟我算账,一边后悔不已:店里一份快餐卖15元,一天卖500份,月流水可以达到20万左右。

不过,这样小小的挫折并没有让他死心,表姐夫依然留意着虎门的饭馆,希望有个改变命运,当上老板的机会。

“再这样下去,干个十几年自己都该退休了,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43岁的老谢,是同厂的综合车间主任。他说做管理压力很大,老家的孩子要高考,自己都没时间去陪。他只希望小孩能考上大学,不要出来打工,做自己做过的蠢事。

进厂后,表姐夫又陆陆续续带了一批老乡进来,他的哥哥、邻居都在这边上班。每到饭点,湖南的老乡会聚在一起吃饭、嚼槟榔。另一头是四川老乡,说着彼此听不懂的方言。

表姐夫说,跟老乡在一起,至少有个照应。谁家里有个急事,需要钱,大家都会互相借,有时候五千,有时候一万。

与家乡有关的一切,都能消解异乡的孤独。就像老谢,打工20多年,还是吃不惯外面的饭菜,随身带着家乡的咸菜,“就算是个藠头,也很下饭。”

2019年春节,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谢家湾。泥泞的路面上,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小汽车和串门的年轻人。

17岁的小迪刚从广东惠州回家过年,花200多块钱染了一头金发,格外显眼。同伴戏称他是“全村唯一的希望”。

表姐夫说,在外面打工的老乡,都憋着一股劲,希望有天能到钱,风风光光地回家。

“如果在外面挣了很多钱,老家人会高看你一眼。如果混得不好,过年的牌桌都没有底气上场。”

在老家,最重要的一道年菜是油焖肉。在除夕当天用大锅大油做好,然后存起来,供应整个春节。肉一定要选又肥又厚的,新的一年才能“富得流油”。

不论是青铜级别的“回家过年”,还是黄金级别的“进城买房”,甚至是王者级别的“盖三层小洋房”。

回家,始终是他们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像我跟小池描述东莞多发达,GDP是老家的十六倍,他内心都毫无波澜。

“除了上下班的路,其他地方都不认识。”

毕竟,虎门的房价接近两万,买房,连表姐夫这样的车间主管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至于我这种没有单位的大龄北漂青年,更加是不可理喻的。

过年串门,小池剪了新的大背头,穿着黑色的皮夹克,看起来比在虎门精神很多。

春节七天,如同烟火转瞬即逝,谢家湾又将迎来长达一年的寂寥。

过了元宵节,人们陆陆续续离开。而这里的每一次出走,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通往谢家湾的路

作者: 小圈

小圈是小小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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