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留医部的故事

深圳留医部 以前没有救护车,一听到拖拉机驶近就知道来病人了

郑惠玑,现年85岁。1952年被分配到宝安县卫生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工作,亲历和见证了这所医院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被称为“留医部的活字典”。

1935年10月1日,郑惠玑出生于广东中山。1952年1月9日,被分配到宝安县卫生院工作的广东省第二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生郑惠玑,前来宝安县城南头报到。
她当时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家医院一待就是整整40年,直到1992年11月退休。“我当时才17岁,和同学高竹君、林玉屏等一起从广州过来报到。我们先乘坐火车到罗湖,然后再转乘汽车到南头。当我来到宝安县卫生院时,心里有点小失望,这所‘医院’未免也太简陋了。这是一座由破旧小庙改建而成的‘医院’,地址就在中山公园里面,从南头古城九街上来就是。”

回忆起68年前初到宝安县卫生院报道的情景,郑惠玑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所‘医院’是宝安县人民政府1949年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

当时医院没有电,用煤油灯照明。没有自来水,所以专门安排一个人每天负责挑水。

“尽管条件艰苦,但是那时候大家都很开心。我们都在医院吃大锅饭。其中,供给制的人不用交伙食费,两个医生及三个助产士因为是薪金制,所以要交伙食费。而且,我们全都住在医院宿舍,一个房间放6张上下铺的床。”
上世纪50年代,郑惠玑(后排右二)与同事们在医院前面合影

“1958年,宝安县卫生院改名为宝安县人民医院。从这时起,才是一所真正的医院。也是在这一年,宝安县政府拨给医院一辆英国制造的救护车,这也是深圳市第一辆救护车。”

黄维华,现年85岁,广东普宁人,自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做过大大小小手术超过1万例,被称为“宝安(深圳)外科一把刀”。

1963年8月的一天,黄维华前来宝安县卫生科报到,被安排到当时最好的新园宾馆住。当天晚上吃完饭后,他让县卫生科的同志带他到宝安县最繁华的街道逛逛。于是,县卫生科两位同志带他从深圳戏院横穿解放路,不一会就走到路的尽头湖贝村,路的那头是一片农田,那里有个六角亭可供人闲坐。

他回忆说,发觉宝安县这么“落后”,他第二天就表态不想留在这里,要求回广州重新分配。时任宝安县卫生科领导姜彭年就做他的思想工作,说了许多好话,并许诺只要他愿意留下来,宝安县的各个单位可以任他挑选。

“可是,跟我对口的最好单位就是县人民医院了,其他还有什么可挑选的呢”。

尽管不太情愿,但是黄维华思来想去之后,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时至今日,50多年过去了,他感慨地说:“后来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错。改革开放后,深圳飞速发展就不说了,就是改革开放前,宝安县因为靠近香港,物质供应也很丰富,猪肉、水果都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我们的生活比内地很多地方过得都要好。”

自进医院工作以后,直到退休,黄维华一直住在医院内的宿舍楼里。

上世纪60年代末,黄维华与夫人卢慧庄在医院门口留影

“中间有好几次分房,包括益田、梅林等地的房子,本来我都有机会分的。可是,我考虑到假如住得太远的话,病人要做手术会很不方便,所以就选择住在医院内,直到退休以后才住到福田区。”

妻子卢慧庄说:”因为住在医院大院内,所以黄维华经常半夜被敲门叫醒去做手术。”

尽管如此,黄维华仍然“有叫必到”,尽己所能地为病人服务。因此,虽然现已退休20多年,但是每年仍有来自全市各地曾经被他救治过的病人探问他。

杜文礼,湖南常德人,1943年出生,1962年考入中山医学院。1968年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黑龙江哈尔滨松江拖拉机厂职工医院。1976年调入宝安县人民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

杜文礼在广州上大学时交了女朋友。女友是广州本地人,中山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的学生,196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宝安县(深圳市的前身)西乡卫生院。后来,她被宝安县派去支援龙川枫树坝水电站建设,几年后才回来。随后她被调到宝安县人民医院工作。

那时候,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杜文礼与女友一南一北分居两地,只能依靠书信往来,寄托思念和关怀。1972年,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距离空间的考验,领证结婚,并且很快女儿也出生了。

这期间,杜文礼来过一次妻子工作的宝安县,对这里的人文环境印象不错。

“这里地处边防前线,虽然县城不大,周围都是农村,但是因为与香港交界,所以经常有港客过来,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谈吐都跟内地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风味,这在别的地方是体会不到的。比如,后来我在门诊时,前来看病的香港患者时不时会嘣出一个‘英文单词’,这在内地是没有的。”

1976年,在与妻子天各一方长达8年之后,他终于顺利调入宝安县人民医院,与妻子在同一个单位。

上世纪70年代,杜文礼一家三口在留医部院内的宿舍楼门口留影

杜文礼回忆说,改革开放前,每天上班或值班时,只要听到拖拉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地朝他们走来,他们就知道肯定又是下面公社送病情较为严重的病人过来。

“听到声响后,我们就赶紧做好准备,提前站在医院或病房门口接病人。”

当时他和同事们都戏称这种送病人过来的拖拉机为“农民的士”。

“我因为就住在门诊部,所以晚上经常被安排值班。那时候,半夜只要远远听到拖拉机的声音,我就赶紧跳起来先穿好衣服下去,这时候病人也就到了。”

刘锡芝:原深圳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室负责人。1981年4月,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到1周年之际,她和丈夫一起被调入深圳市人民医院,成为特区医疗事业的“拓荒牛”。

“我是1939年出生的,从小就随父母到过东北、华北等地,1950年到广州。1960年,我就读于广州医学院。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199医院上班。因此,到我们1978年转业时,我已经在广东工作生活了二三十年,早已习惯了这边的气候和饮食。所以当时我们夫妻就打算调回广东。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1981年4月一起被调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我的工牌是319号,她的是320号,这是按医院的实际在岗人数编排的,说明当时医院才300多人,规模还很小。”

调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后,刘锡芝一家被安排到医院人员俗称“书记楼”的宿舍楼居住。

她回忆说:“每栋总共2层,每层住两户人家,我家住的是一楼。这老房子没有独立的厨房和洗手间。当时我们做饭要靠自己搭的简易炉子,烧的是蜂窝煤,不够用的话还要自己捡柴火。”

有一次台风天,记得当晚值班的是医生钟秀兰和护士邬晓薇。

”门诊室满满一屋子都是病人,尽管已经到交班时候了,她们仍然在忙着救护病人。两个人忙了一整个晚上,一直都没得休息。”

见此情景,刘锡芝也赶紧投入到对受伤人员的救治之中。

她回忆说,当时正处于深圳经济特区初期的一波建设高潮,到处都是工地,所以那些受伤人员大多是工地上的工人。

“当时,全市只有深圳市人民医院这一家像样点的医院,医生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设施也较为齐全,所以各地都把受伤人员送到人民医院来救治。”

尽管已经过去了37年,但是她却仍然对当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楚,她为当时两位尽职尽责的值班同事感到骄傲。

来源: 深圳市人民医院、晶报App

作者: 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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