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需要真诚,思想需要体系

形而上学之思 序王维《形而上学之思》

前段时间,我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事毕芙蓉教授在微信里发来一部书稿《形而上学之思》,嘱我看一看,并期待我为此书写个序。我历来很排斥请人作序,也不喜欢为别人写序。但毕芙蓉教授是我很从信任的朋友,她推荐一定有她的道理。那就从一个微信群说起吧。

这几年来,她、王维与我都在一个共同体:未来城邦微信群。大概在四年前,我与朋友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未来城邦”,入群者除学界外,还有来自各行各业喜欢思考的人,大部分群友都互不熟悉,基本上是一个陌生人世界。组建这个群的目的是想通过建立一个练习自由的平台做一个试验,看看我们的同胞能否在严格的规则下学会理性讨论问题,学会尊重分歧与容忍差异。虽然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自由的,却并非天生就配享自由,更非天生就享有自由。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展开自由,触碰自由的边界,从而既学会了独立自主,又学会了相互尊重,人类才可能真正享有自由。所以,无论于个人还是于社会,练习自由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保障这个试验充分展开,我为这个群拟订了一个简洁而明确的规则体系:

“1. 尊重对方与你一样的人格,以及与你不一样的观点;在群内讨论、争论中,没有人拥有特权及权威,但彼此应有善意和底线。

2. 讨论中,可以激烈、坦率、直接地批评、反驳对方的观点,但不揣测、不评判对方的动机。

3. 在任何争论中,力求各陈己见,各立理据,就事论事,不拉帮站队。

4. 宽容一切能够相互宽容的观点、言论及信仰,不提倡狂言乱语以及各种极端言论;禁止脏话、粗话,禁止对群内成员进行人身攻击,违者移送出群。

5. 每个人在讨论时努力做到自主思维、换位思维和自洽思维;建议对不同行业从业者、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不同文化的信仰者怀有同情理解,秉持友善态度,关注问题本身,避免情绪之争,共同营造理性讨论空间。”

这五条原则在我心目中不仅是公共平台议事的原则,也是构建现代共同体的必要原则;换个角度说,它们是检测一个人的理性成熟度的标尺,因而也可以说,是检测一个人具备的现代性文明品质的标尺。所以,这些规则要求被坚决执行,对凡违规的群员,坚决移出。在这个群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认同群规与群旨的志愿者团队,并由这个团队安排志愿者轮值管理城邦群。所以,虽然不断转世,但存续不断;更重要的是,这个试验表明了我们的同胞的理性一样能够成熟,我们的同胞一样有能力相互友善相处,一样能够成为现代的文明人。因而,我们的同胞通过练习自由也一样能够配享自由。

在这个过程中,王维的表现让我印象深刻。在群里的各种讨论中,他不仅常常显示出有深度的见识,而且始终能保持理性的态度。所以,后来他被邀请进了志愿者团队,并在其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这些印象让我一直以为他也是高校的学者,后来偶然知道他不是。他是体制外的人。令我惊讶的是,他写了一本哲学专著,而尤其让我惊讶的是,这是一部比很多大学哲学系的学者写得更有思想、更有哲学、更为纯粹的专著。

这部作品试图对形而上学的最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与回答,这就是“存在”问题。“和合”这个借自佛教的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支点,作者借此表达这样一种存在论观点: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关联”中的事物,也就是说都是条件聚集而成的事物。所以,既不存在希腊人以为的那种作为个体存在的实体,也不存在作为普遍的种类物存在的实体。经过分析,甚至时间与空间既非实体,也不实在。一切都只是关联中的存在,万物只是条件的和合而成。这是一种彻底的关系存在论,我权且把它称为一种“和合存在论”。它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罗嘉昌教授提出的“关系实在论”。罗嘉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非常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他的关系实在论可以用一个多元函数式来表达:R=f (x,r ),核心内容可以被表达为三个相关命题:1. 关系先于关系项。2. 因此,当且仅当有关系,才有关系项。3. 存在物就是由多元变量确下的数值物。

这一关系实在论解构了“独立的物质”,也解构了独立的实体,但它仍然保留了时间与空间的实在性,虽然只是关系中的实在。这一关系实在论对传统实在论构成了重大挑战。不过,我一开始就对关系实在论提出了质疑[1]:关系总是关系项的关系,那么固然没有关系之外的关系项,但也一样没有能离开关系项的关系。那么问题在于:不仅不同关系项会产生不同关系,而且新的关系项的加入也会改变关系,那么关系项的区分是如何可能的?既然有关系项的区分,那么也就预设了每个关系项有其自我同一性,否则就无法区分关系项,而无法区分关系项,也就无所谓不同关系。既然关系项有自我同一性,那么这种同一性又是如何可能的?或者问,是如何呈现给我们的?哪怕这种同一性包含着关系于自身之中,但是,它作为它自己显然是具有自身连续性或自身持续性。简单说,关系项有自身性。这意味着,关系实在论在理论上隐藏着自相矛盾。那么,“和合存在论”是否存在这样的矛盾呢?

当我追问罗嘉昌教授“关系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时,我言下之意是他需要有一个意识论来解决内在矛盾,但是,他一直没给出来。王维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有自己的意识论。他给出的一种很奇特的意识理论。他把意识分为四个层次,最低层次的意识是无机物的“主动的反馈倾向”,或者说一种引力倾向;最高层次的自然是人类才有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说,万物皆有意识,皆以意识的形式存在。这种泛意识论就象泛神论一样,为说明万物能够相互作用、进行各种组合与分解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为说明万物如何能够组合成一个关联整体提供一个支点。但是,当把意识划分成四个等级,从而将世界泛意识化之后,也马上面临这样问题:既然意识分四个等级,那么从最低等级如何向上一个等级过渡?特别是最高层次的意识如何从动物层面的意识突破出来?不回答这些问题,四个等级的划分就只是一种偶然的、机械的划分,由此确立的关系只是一种外在关系,因而无法通过泛意识化来把万物统一为一个关联整体。而没有一个统一的关联整体,也就意味着各种关系实际上都没有关系。这对“和合存在论”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我概括罗嘉昌关系实在论的三个命题也适应于“和合存在论”。这意味着,在这里,关系项本身也是关系的。于是,问题又回来了:既然一切关系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作为关系中的关系项之间如何形成一种关系呢?是否存在一种原初的关系呢?如果是,那么这些原初关系之别就在于它们各自的关系项不一样。但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关系项之间的区分意味着关系项有自身性。这同样与和合论相矛盾。

无论是罗嘉昌的关系实在论,还是王维在这本书里提出的和合论,都试图解构传统的实体学说,同时解构一切主体,一切中心,渗透着很浓的“后现代味”。有趣的是,他们的“后现代味”除了来自对现代物理理论的融会外,与西方后现代思潮却关系不大,倒是与东方的传统思想关系更大些。不过,这里我要继续讨论的是,传统的实体学说与主体观的确需要反思,也能够重构,但是,如果否定一切主体,消解一切中心,不仅是一种在实践上不可能避免带来混乱的激进主张,而且理论上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当和合论把自我或主体视为一种关系连续体时,看似把传统哲学所理解的那实体性主体解构了,却陷入了一个难题:在这个关系连体中,究竟是什么在连续?既然有连续性,自然也有保持为自身的同一性。如何理解这个有自身同一性的东西?如果这个有同一性的存在者也是由关系项构成的关系存在者,那么,构成其关系的那些关系项必定就是使其保持其自身同一性的事物。而这也就意味着,自我或主体是由具有自身同一性的关系项来保障其为主体。因为如果其关系项没有同一性,它们就不可能构成具有同一性的主体这一关系存在者。而同一性事物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不可再还原为其他事物,它就是它自己。

因此,只要承认主体是一种持续的存在,那么,根本上都不得不承认它是不可消解为其他关系,因而是不可解构的。主体是关系性的存在者,并不等于主体可以被消解为相对性关系,它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关系点,一个中心,一个使一切关系能够成为关系的中心。简单说,离开主体,一切关系都将瓦解而无所谓关系。一个没有主体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关系的世界。所以,如果说世界是和合出来的,那么它也一定是通过一个主体和合出来的,而主体既在合和中,却又是超越和合的。

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对问题的讨论达到多高的真理性,而在于它试图在一个基点上展开对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追问,使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展现为一个体系性的思想。什么是思想?思想不是零星的感想,不是个人一时一地的处境性的感悟,而是经过系统性思考、分析与论证而亲证出来的概念体系。这样的概念体系绝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封闭的、空洞的逻辑系统,而是包含着对源头的追问、怀念与敬畏,包含着对整体与秘密的虔诚、感恩,还包含着对绝对域的期待与希望。真正的思想总是追求这种概念体系的系统性,这也是真正哲学的标志。但是,在当今哲学界对系统性的追求已经越来越稀少。这首先与哲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有关。由于专业化与技术化,哲学研究逐渐被分解为各种哲学史、哲学流派的研究,或者被专门化为诸如心灵哲学、生态哲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等等。哲学问题随之或者消失或者窄化为关于有限物与部分物的问题,而使哲学之为哲学的那些问题,诸如本原(源头)、整体、绝对、自身等则被当作哲学的累赘物排除出哲学之外。哲学走上了一条碎片化、片面化的自我消解之路,而中国哲学界盛行的课题化- 项目化则在哲学这种自我消解的道路上增添了加速器。所以,今天,在汉语世界的哲学思考里,每个对思想的系统性的自觉追求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是使哲学保持为哲学,使思想成为思想的希望。

真正的思想是需要真诚的,需要客观化精神。没有真诚,一切问题的提出与回答都是只是技术性的需要,比如出于获得课题或资源的需要,而与生命的打开、提升无关,与生命的安顿、解脱无关。没有客观化精神在根本上意味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只看到自己的私善与私利,或者把自己以及小集团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没有自觉到普遍性的原则,或者虽然认识了却未能以之为理解、衡量、对待自己与他人的第一尺度。一个未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确立起普遍性原则并以之作为理解、衡量一切利害的客观尺度,就是一个没有客观化精神的人。没有这种客观化精神的人不可能有能力去打开那些超越性的问题,理解他人那些超越性的思想。因此,他永远在哲学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哲学需要真诚,需要客观化精神。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真诚与客观化精神已经淡若乌有。在学界上空飘荡着的各种学术头衔、学术奖项不仅早已不是在促进学术事业,恰恰在日益摧毁着哲学所需要的真诚与客观精神。头衔、奖项的设立本是为了通过承认学者的成就来促进学术事业,但是, 当把这些头衔、奖项交由缺乏客观精神的人来操作,特别是当头衔、奖项与各种资源、评估联系在一起,那么所有头衔和奖项都将变得与学术本身无关。它们毫无例外地不仅无助于促进学术事业,反而无可避免地把学术界演变成一个毫无操守地争夺资源的江湖世界,給学术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 结果就是学术头衔、学术奖项越多的地方,越没学术。

所以,所有想投身于学术本身的人,所有愿意奉献上自己的真诚与希望而把哲学事业当作自己的祭坛的人,在各种头衔与奖项面前,都有必要保持节制的冷漠和旁观的孤独。在这方面,王维的优势在他不是体制中的学者,而是一个自由的学者。所以,他的作品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透露着思想所需要的真诚。

鉴于王维是一个体制外的哲学研究者,我还想就所有那些体制外的哲学研究者说几句。这些体制外的哲学研究者通常自称或被称为“民间哲学家”,简称“民哲”。其实,“民哲”这个称呼是不恰确的,因为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官哲”。我更愿意称之为哲学爱好者。很多体制内的哲学工作者通常很轻视这些哲学爱好者,甚至完全否定他们。但是,我要说,这样的态度充满着身份偏见,甚至充满着轻狂。实际上,这个队伍极其庞大,层次千差万别,其中高层次者不乏其人,如王维者,其思想水平远在很多体制内戴着各种头衔、帽子的哲学工作者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一般的民哲,他们可能缺乏专业训练、专业知识,不具备从事哲学思考的基础,但是他们对思考的热忱,对思想的真诚,对理论的期待,则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族可贵的精神财富。他们这种智识上的兴趣与投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土壤。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间的智识热忱与智识兴趣淡薄的民族会出现了不起的思想或哲学,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巴黎没有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画家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与狂热冒险,竟然会不断涌现出一批批伟大画家。

所以,我要对哲学爱者队伍的存在表示肯定,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对他们在学术上的所有工作表示肯定。就目前而言,如果这些队伍庞大的哲学爱好者要寻求不断突破自己,那么,他们首先有必要遵循前面提到的五条原则,以便学习理性的对话与讨论。今天,试图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必须首先具备现代人的基本品质。

权且以之为序。

(本文是为王维即将在三联出版的作品《形而上学之思》所写序言的全文版,出版时有删减。)
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


《形而上学之思》

王维

作者:黄裕生

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2011-2017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比较哲学等。

主要学术专著有《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002年第二版,凤凰出版集团,2014年第三版),《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2002年第一版,2011年第二版),《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凤凰出版集团,2008年第一版,2018年增订版),《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北京三联,2014年),《权利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18年),《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上发表近百篇论文。主编“纯粹哲学”丛书(已出版三十余种)。

来源:云山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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