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名宅旧居

内务部街11号
  • 内务部街11号

    内务部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明朝属黄华坊,称勾阑胡同。清朝属镶白旗,清乾隆时称构栏胡同,宣统时称民政部街。民国时,北洋政府内务部在此地,更名为内务部街。

    二百多年来,11号院一直是京城著名的四合院,按照这里老住户的说法:“该院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档案;该院的故事是一部很好的小说;该院的建筑是一座难得的博物馆。”

    11号四合院,占地约6000平方米,是一组坐北朝南的大型院落,该院落分左、中(中为二路)、右四路,中间有两座垂花门,前后四进,有近20组院落。

    景观园林四合院始建于清代。三进九套院大宅为乾隆年一等嘉诚公明瑞府邸,曹雪芹自南京折返北京时曾小住于此地。民国后归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

    四九年建政后,前后分别归属解放军总后勤和总政宣传部,为机关办公地,1960年后为职工宿舍使用,从此,年久失修,导致院落建筑群迅速破败。近一两年似乎有所修缮维护。

    延伸阅读:岳乾斋与内务部街11号

    • 岳乾斋与内务部街11号

      民国时期,11号院的主人是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岳乾斋是中国1918年6月7日开办的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

      岳乾斋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善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1914年又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由于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和清末遗老。

      据说此人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人家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比如人家拿了一对古瓶来,要求押两万,他知人有难,他会主动提出:“两万够不够?两万五吧!”所以极有人缘。1916年后,清皇室人员由于断了经济来源,只好逐年变卖宫中宝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宝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皇室到期无钱赎回,押款宝物归属盐业银行。

      这一大批宝物中,仅瓷器就有2200多件,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如玉碗、玉盘、玉盏、玉杯等,质地极细极薄,刻工非常精致,每件价值在当时就卖数千元。最著名的是一套金编钟。其中黄钟12个,每个计重800多两;大吕4个,每个计重600多两,合计毛重1.2万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还有两个金塔,每个重500两,有半人高,七层,每个塔身和门上都镶嵌了珠宝,夺人眼目。这都是1790年乾隆皇帝80岁大寿时,各省的督抚聚资铸造的贡品。晚清的金器中,还有金册封22页,包括慈禧册封为贵妃时的金册封4页,以及生了皇太子载淳(同治)之后又册封为皇后的金册封8页,还有隆裕皇后的金册封6页。另有金印5颗,以顺治的母亲吉特氏的一颗最大,次为慈禧、隆裕的两颗,另外两颗是顾命大臣载垣和端华的。二、三十年代,是满清遗属和没落豪门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尤其外国人买瓷器肯出大价钱,所以盐业银行大获其利。以至于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这些剩余之物就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之财。

      日本人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直到全国解放后才收回到故宫珍宝馆。

      11号院后花园小山东侧现仍保留着一个山洞,传说当年也是岳乾斋藏宝的地方。小山两侧的亭子有人站岗看守(下图)。

干面胡同61号
  • 干面胡同61号

    为啥叫“干面胡同”?
    传说明清时,驶往禄米仓的粮队自西而来,车马嘶鸣尘土飞扬,人称“下干面”。所以,禄米仓胡同西口对面的这条胡同就有了这名。

    干面胡同

    61号这家三进四合院是清末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旧宅,也是李鸿藻之子中法大学创办人李石曾的祖宅。

    北平沦陷时,这里被日本特务机关霸占。传说川岛芳子在此住过。

    建国后成为社科院宿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研究先秦史教授王煦华、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曾住在此院。

    顾颉刚

    延伸阅读:顾颉刚生命中的四个女人

    • 顾颉刚生命中的四个女人

      史学家顾颉刚为人看似严谨内敛,实质多情善感,婚姻生活一波三折,先后娶过三房妻子,爱慕过一位女子,她们似淡似浓、似真似幻,出现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深深牵动了他的心扉。

      结发妻子吴徵兰

      由于顾家五代单传,人丁稀少,长辈们早早地为十三岁的顾颉刚订亲,希望他早添香火。1911年1月27日,顾颉刚将年长他四岁的吴家小姐徵兰娶进家门,两个陌路人开始了这段既没有感情基础又没有共同语言的婚姻,但, 如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他们在“举案齐眉”中建立夫妻感情。深受三从四德教育的徵兰自然对丈夫忠贞不二,顾颉刚也抱着“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的心态,两人在理解和包容中快乐地过着小日子。

      徵兰是一个道地的旧式女子,只字未识,顾颉刚充当老师,教她识字断文,慢慢地她能写名字。徵兰侍奉祖母,操持家务,养育女儿,大家庭的复杂与生活的辛苦使柔弱的她不堪重负,幸而有丈夫的疼爱让她感到人生的乐趣。 然而夫妇恩爱却换来祖母的“醋意”,加之婆婆的挑拨,老祖母“薄待徵兰”,顾颉刚北上求学后,徵兰内心倍感孤独与郁闷,即使受了家人的欺负,只管藏着,不敢告诉丈夫。1917年2月,徵兰生下次女后,因感染风寒而病倒。为了抢救妻子的生命,远在京城的顾颉刚屡次写信给家人,请求他们将她送到医院,但家人推三托四,就是不愿花钱看病,最后徵兰不治而亡。 有心抗争,却无力抗争,眼睁睁看着妻子命丧黄泉,顾颉刚心痛不已。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亡妻尸骨未寒,祖母与父亲以后继乏人为由,劝他续弦,苦于经济上的不独立,加之需人照顾弱女,顾颉刚含泪答应。然而,心中的愧意久久无法散去,在准备续弦之时,顾颉刚充满歉意地写信给岳父吴寿朋:“追怀故人,不胜其悲。未及期年,尤以为愧。……每念徵兰归婿家七载余,婿以从学,无所供给。而婿家家风,崇旧主俭,苦多拘牵,未能稍稍舒情乐志,此固不必言。乃至疾病支离,犹不能尽医药救护之事,姑息因循,以致不起,此之哀怨,真没世而未有已也。”

      续弦良伴殷履安

      叶圣陶、王伯祥目睹顾颉刚沉浸在丧妻之痛中,多次邀请他到甪直散心。1918年9月,顾颉刚来到两位好友任教的甪直古镇,一周的游玩稍稍缓解了他的痛苦,而且有了意外的收获,一是见到了圣保寺唐塑罗汉像,二是结识了王伯祥的女学生殷履安。

      叶圣陶、王伯祥都夸奖殷履安才德俱佳、好学不倦,说者有意,听者有心,顾颉刚正为家人安排的一场场相亲而烦恼,因此回苏后立即向祖母提起殷履安。得到老人家的首肯,就托人向殷家求亲,但他要求王伯祥向对方说明三件事:“一,弟体虚弱;二,先室遗有二女;三,处两姑之间(即祖母与继母)”,这足以吓退黄花闺女。 或许缘分天定,在当时顾家父亲、祖母、姑母等人分别中意的吴家、赵家、鲍家、殷家四个女孩中,最后选定了殷履安。

      履安毕业于甪直吴县第五高小学,粗通文墨,颇有志向,曾在《家政关系》一文中写道:“昔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以为匹妇亦与焉。”此文引起了顾颉刚的好感,他在《与殷女士缔姻记》中说:“吾既久欲肩天下兴亡之责任于我匹夫之身,而君亦欲以匹妇之身共肩天下兴亡之责,足征我二人人生觉悟已有同心,他日事业之可以协调。”有着这样相同的人生理想作基础,婚后两人相知相亲相爱,一个在苏州服侍老人,一个在京城用功读书,鱼雁频传,说不尽的相思话、知心话。

      《顾颉刚书信集》中收录了他写给殷履安的信函三百二十五通,密集地倾说离愁与爱恋。履安不仅温柔贤淑,而且宁静淡泊,顾颉则曾在信中写道:“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也一半。”确实,祖母生前,履安代他行孝,打理家事,悉心照顾家人的起居生活,尽到为人妻为人媳的责任。 每当顾颉刚失眠之时,夜夜为其“捶背摩腿”,且帮他搜集吴地民歌、誊写稿子,直到她病逝的前两日。

      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称赞履安“因爱父亲而旁及到家中所有人,唯独忘却了她自己”。因为爱屋及乌,她视前妻所出两女如同亲生,“慈孝之情,亦逾寻常”。钱穆在《师友杂忆》中高度评价履安的贤德,乃是世间少见。

      天妒红颜,1943年5月30日,履安因患恶性疟疾突然身亡,失去这样一位稳固后方的“太忠心”的妻子,顾颉刚“心思摇乱,不能从事,为之怅然”。

      精明妻室张静秋

      再次回归单身生活的顾颉刚性情颓废,生活无人照顾,朋友们遂向他介绍大龄剩女张静秋。这是一位有志于教育救国的女子,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曾在家乡徐州创办立达女中,年过三十五岁尚未婚配。1944年7月1日,他们喜结连理,顾颉刚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抗战胜利后,张静秋担任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正当她一展抱负之时,因连续生养两个女儿,无法继续管理学校事务,无奈辞职定居上海。1948年6月,内战硝烟又起,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聘请顾颉刚担任教授和历史系主任,辛校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学生们则无一请假旷课,“学生太诚恳了,辛校长又太殷勤”,又因兰大书多,适宜做学问,顾颉刚便有心在此安营扎寨。远在上海的张静秋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看到时局动荡,深感不安,连续写信,要求丈夫回到身边,但顾颉刚不肯应允。 聪明的张静秋使上小诡计,谎称自己有早产和难产的先兆,将他“骗”回上海。

      张静秋是典型具有着徐州人刚烈个性的北方人,又是在职场上打拼过的女性,为人精明能干、机敏过人,因此常常要左右顾颉刚的思想与言行。比如,顾颉刚在整风运动结束时的一次发言——“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就是有张静秋的智慧;“文革”之初,张静秋天天责备他不好好学习政治,不许他接触古物和古籍,怕引火上身。 道不同,还相谋,两人经常怄气,顾颉刚的日记中多有记载。作为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女性,张静秋原本投身教育事业,然婚姻改变了一切。她与顾颉刚婚后养育了四个儿女,备尝养儿育女的艰辛、政治与生活环境的双重压力,张静秋身心疲惫,颇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张静秋与顾颉刚所处的时代正是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他们结合于抗战之时,又逢国共内战,经历1949年后的各种运动,她以女性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屡屡劝导顾颉刚紧跟时代步伐,以保全家庭、求得生存,这是作为一个女性最基本的要求,而顾颉刚却是一个只关注学术事业的书生而已,他们的摩擦是难免的。比如:一个要烧掉旧信札,一个要有选择地保留有关论学方面的,最终苏州书生不敌徐州女子,精心保存数十年的书信全部化为灰烬,“火光熊熊,使予心痛”; 生活的苦难难不倒经过战乱的知识分子,心灵的折磨与摧残却令他痛不欲生。

      不管如何,张静秋与顾颉刚携手走过了三十六年,有争执有矛盾,更有无私的奉献与全心的照顾,为家庭为丈夫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心底珍藏谭慕愚

      顾颉刚自称“生性看见女人就脸红羞惭”,这样一位男子却在一次春游中被一位名叫谭慕愚的女子打动。

      1924年4月19日,顾颉刚写信给履安,谈及与谭慕愚、谢祚茝几位北大女生同游颐和园、玉泉山的感觉:“同女性交接,确是非常有趣,顿时觉得生活润泽而不干燥”,这是含蓄的表示。他在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则直率地表达了感情:“我这次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 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我一见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我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是觉得她可爱,只是觉得我爱她的情是无可处置。”他惆怅万分,发现自己的感情与理智分了家,不知如何是好。其实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主要在于两人性情相近,纯粹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落落寡合,矫矫不群”的谭慕愚恰如一枝寒梅,有着与顾相同的孤高风骨,且谭慕愚“志气高、读书勇、眼光锐,有为学的才性”,这份情因此有趣味相投、惺惺相惜的成分。师生合编了《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如果谭慕愚愿意,顾颉刚必然会成为她学术上的领路人和导师,但这个好学女子后来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1928年她被捕入狱后,辗转托人,请求顾颉刚的营救,顾颉刚为她多方奔走。大浪淘沙,他们终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目标,渐行渐远,但谭慕愚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顾颉刚的日记中,毕竟情尚在。

      剪不断,理不乱。1978年9月7日,顾颉刚翻看到与谭慕愚初识之时的日记,一阵莫名的悲伤袭来, “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他留下了这首诗,还留下了“一生之痛”这句话。

      柔弱温顺的徵兰是顾颉刚终身愧疚的结发妻,贤德体贴的履安是他铭记肺腑的贤内助,聪明干练的静秋则是陪他度过漫漫长夜的铁娘子,热衷政治的谭慕愚则是他珍藏在心底的一片风景。 一段路,一段情,段段遇良伴,段段存真情。

      来源:搜狐/文汇雅聚

干面胡同53号
  • 干面胡同53号

    中国红十字会大院,面积并不算大,只有一栋9层楼和一栋四层小红楼。

    现在内设中华骨髓库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中心和中国红十字会宾馆。

    这里地理位置好,离地铁灯市口站就两三分钟的路程,到天安门故宫走路二十分钟,到王府井也就十分钟左右的路程,胡同里面,晚上睡觉很安静。

干面胡同30号
  • 干面胡同30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对面是京剧艺术大师梅葆玖先生寓所。这是一栋带半地下室的二层灰砖老楼,梅先生在此一直居住到去世(2016年4月25日)。

    作为一代京剧大师,老人却从不端架子,时常骑辆普通的自行车穿过胡同。即使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也会笑容可掬地回应。

东罗圈胡同11号
  • 东罗圈胡同11号

    老门牌为干面胡同15号。这是一座南北朝向的四层白色小楼(紧挨着是红色小楼),建于是1963年,当年的这里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宿舍。

    钱钟书、杨绛夫妇,卞之琳、李健吾、沙汀、考古学家夏鼐、哲学家贺麟还有金岳霖、翦伯赞、罗尔纲、戈宝权罗念生、吴世昌等中国文史大家都曾住在这里。

    杨绛先生曾记述到他们曾经在干面胡同的一段生活:“1962年的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这两栋宿舍楼现在看起来显得破旧,但当年可真是藏龙卧虎,名流荟萃。想象一下,早晚胡同遛弯,说不定邂逅的就是一位大师。

史家胡同24号
  • 史家胡同24号

    史家胡同24号原为凌淑华的故居,后凌淑华的女儿将此宅院转让给街道办事处,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建成了今日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凌淑华是五四女作家群的代表之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后来定居英国后出版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

    史家胡同24号院为两进院落,占地面积一千余平方米。如今,院内的一草一木都是按照凌淑华自传《古韵》中所提及的当年实景照片进行还原的。

    博物馆用不同形式展示了史家胡同的历史文化和变迁,也是了解四合院建筑风格的好地方。

    博物馆电话:(010)85175790

史家胡同53号
  • 史家胡同53号

    这里最早住过抗清名将史可法,后成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居所,再后来被同治年状元洪钧买了下来。他有个小妾,就是一代名妓赛金花。

    解放后,全国妇联驻扎在这里。邓颖超、康克清都曾在此办公,华国锋也在这里策划粉碎“四人帮”计划。

    史家胡同53号院原先是和内务部街甲44号的院子连在一起的。这座大宅院内共有100多间房子。

    史家胡同53号四合院为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院内花草果木相映成趣,室内花砖铺地,古雅精巧。史家胡同53号现也是好园宾馆所在地。

史家胡同51号
  • 史家胡同51号

    解放前为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后来成为章士钊先生的住宅。

    史家胡同51号,旧时的门牌是24号,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后又改成二进四合院。院内栽有海棠、苹果等树木,环境幽雅。

史家胡同20号
  • 史家胡同20号

    建国后华北文工团把这里作为驻地。1950年,文工团改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史称“老人艺”。

    焦菊隐、夏淳、于是之等建院元老都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人艺许多早期经典作品都曾在这里排练。

    焦菊隐

    于是之剧照

    当年周总理喜欢看人艺的话剧,每每散场后就步行去史家胡同人艺宿舍,看望演员,还与他们合影。

内务部街39号
  • 内务部街39号

    内务部街39号四合院,旧时门牌是内务部街20号,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院门是被称作“如意门”的屋宇式街门,相邻的37号和41号原均系梁家所有。

    1903年1月6日,梁实秋出生在里院西厢房,待到1948年他离开这个院子时,则主要住在“西小院”,北房是卧室,南屋是书房。梁实秋的客厅是“外院西院”的南房,客厅的南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奔马”,上书“哀鸣思战斗送实秋文豪”。

礼士胡同129号
  • 礼士胡同129号

    很多人认为这里是宰相刘罗锅的宅邸,其实这里是清末武昌知府宾俊的府第。

    民国时,日本人李彦青趁日本大地震之机通过贩卖大米发了横财,买下这所院子,后来,曹锟当政时,李彦青被枪毙,此宅转手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领臣。李领臣请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使整个建筑风格典雅,雍容华贵。

    解放后,这里成为印尼驻华大使馆。“文革”时是文化部长于会咏住宅,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和电影局使用。

    电视剧《大宅门》的外景就在这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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